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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9月9日 星期二

吳志揚籲勿將藝術政治化 徐世榮批:欺民話術


 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日前致信荷蘭籍藝術家霍夫曼,盼他來台參與「地景藝術節」時能關注桃園航空城徵收案,桃園縣政府新聞處長朱康震轉述縣長吳志揚回應,盼徐世榮勿將藝術政治化,徐世榮怒轟這是主政者欺騙人民的話術。
  • 政治大學地政系徐世榮教授寄信給荷蘭籍藝術家霍夫曼,盼他在參加桃園地景節的同時,也能關心桃園航空城徵收案。(資料照,記者劉信德攝)
    政治大學地政系徐世榮教授寄信給荷蘭籍藝術家霍夫曼,盼他在參加桃園地景節的同時,也能關心桃園航空城徵收案。(資料照,記者劉信德攝)

徐世榮日前寄信給霍夫曼,指縣府以藝術遮掩航空城強徵民地的醜陋真相,縣府新聞處長朱康震對此轉述縣長吳志揚回應,強調「地景藝術節」單純提供藝術家發表創作,盼徐世榮勿將藝術政治化。徐世榮今天透過臉書回應,所謂「藝術歸藝術、政治歸政治」的論述只是主政者長期欺騙人民的話術,他反問若藝術不涉及政治,縣府為何僅挑選霍夫曼及少數藝術創作者?

2014年8月12日 星期二

誤入歧途的區段徵收 (徐世榮)

A7合宜住宅正式開賣,大批民眾前往登記,惟同一時段,自救會會長卻在立法委員陪同下召開記者會,控訴政府剝奪家園。A7開發案兼採區段徵收及罕見的預標售,引發社會龐大爭議,針對後者,內政部在監察院提案糾正後,終於承認依法無據,表示「未完成修法前,本部將另案函請各縣市政府暫緩實施,避免引發爭議。」至於區段徵收則是堅持採用,這是因為政府財政窘困,企圖以被徵收戶之土地開發利益來挹注建設所需之經費。

2014年8月4日 星期一

聽證會取代委員會

◎ 徐世榮
大埔四戶終獲勝訴,在制度面上意義重大。除了確定區段徵收仍須吻合土地徵收必備要件、不得逾越憲法人權及財產權保障紅線之外,另須注意的,乃是土地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的決定權,是否仍適合由相關委員會來專斷?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是否仍值得信賴?
理論上,支撐委員會機制的是專家主義。二十世紀初期,西方改革運動興起,主張由專家來取代政治,因為專家代表客觀中立,政治則是主觀偏見,政府的行政作為因此要排除政治,並由專家來進行統治,各式專家委員會遂相繼成立。惟,事後深刻反省,卻發現專家委員會機制並未促進公共利益,反而多是在維護少數菁英的私利。論其本質其實仍是政治,是社會上層階級的巧妙奪權計畫,企圖用專家的專業形象來取代民主參與。上世紀中葉之後,在嚴厲批評下,專家統治模式逐漸式微,取而代之的是尊重民意及踐行正當行政程序的審議式民主。

2014年1月7日 星期二

徐世榮:立即廢除區段徵收


立即廢除區段徵收



我國土地徵收向來浮濫,除了為人詬病的一般徵收外,就是我國獨創的區段徵收制度。何謂區段徵收?1986年《平均地權條例》修訂時,將其定義為:「本質雖仍為政府以公權力強制取得土地之徵收性質,但事實上,已演變為另一種形式之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。」從此,政府將區段徵收視為是與民間合作的土地開發,以此來規避土地徵收必備要件之拘束,區段徵收遂演變成為公部門取得公共設施用地、挹注財政及土地炒作的最佳利器。
政府財政愈困窘,區段徵收愈大受青睞,因它除了可幫政府快速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外,並可獲得大面積的可建築用地(俗稱配餘地),經由配餘地的讓售或標售,可用來挹注政府財政之所需。政府雖將區段徵收定位為合作開發,但事實上,土地所有權人是被強迫參加,完全沒有拒絕的權利。政府認為原本的農地變更為建地,地價自然上漲,由此認定原土地所有權人是得利者,基於「土地使用變更回饋理論」,原土地所有權人因此必須有所貢獻,其主要的做法就是「捐地」,原土地所有權人大概必須捐獻高達70%左右的土地給予政府。
這套精心設計的制度看似合理,卻藏了許多嚴重問題:


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

徐世榮:桃園航空城,都市計畫大危機!


在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的要求下,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案的審議正如火如荼的展開,行政院指示這個月必須通過。因此,縱使交通部及桃園縣政府所提計畫書內容都仍然非常空洞,地方民眾也強烈反彈,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卻依舊像飆車一般,以異於尋常的速度,緊密的舉行會議,其目的就是要配合行政院的指示,趕緊通過本案。至此,我們清楚可見臺灣的都市計畫完全缺乏自主性,它純然是個附庸,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如交通部)所提的興辦事業計畫下,它是完全臣服,只能配合。其實,桃園航空城並非是特例,其他許多新訂或通盤檢討案大抵也都是如此,這顯示臺灣的都市計畫充滿了極大的危機,因為它無法藉由合理的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來體現公共利益。為何會如此?這必須由歷史發展來予以詮釋。
臺灣都市計畫的歷史源遠流長,與美國都市計畫的啟始時間相差不遠。美國芝加哥市在1893年成功舉辦世界博覽會之後,美化城市理念大受歡迎,形成一股運動風潮,現代化的都市計畫也大抵由此時開始,但是,在美國憲法第五、第十四修正案對財產權的嚴格保障下,為了避免造成違憲的土地徵收情事,都市計畫基本上是不敢去碰觸私有土地的,而只是在公有土地及政府建築物上做規劃使用。一直要等到1916年紐約市正式制訂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(Zoning Ordinance)」,才比較敢對私有土地做土地使用類別及強度的相關規範,惟這依舊不是土地徵收。但是,臺灣卻並非是如此,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,臺灣於1899-1911年建立了市區改正計畫體制,並於1936年開始,以敕令方式頒佈「台灣都市計畫令」,開啟了現代城市規劃理念,但是,它與美國非常大的不同之處,乃是在殖民體制之下,一切都是中央集權,總督府擁有都市計畫的決定權,都市計畫也具有限制私權及徵收私有土地的絕對權力,私人財產權並不如美國一樣受到尊重,總督府可隨時予以剝奪。